把经历变成一种营养  

    个人命运是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刘教授正在念高三，于是教授便被分派到山西农村接受再教育。后来，在太原钢铁公司当汽车修理工，山西农村与工厂的所见所闻对刘教授的触动很大，激发了教授对国家、对社会、对经济的进一步思考。回城后，教授在物资局的汽车修配厂继续当汽车修理工。有一次，厂里的年终总结过不了关，厂领导在手足无措之际想到了文笔颇佳的刘教授，教授在向各车间主任了解情况后；连夜起草了一份年终报告，结果，报告不但通过了，而且受到上级的表扬。于是，教授便从车间调进了厂部。1975-1978年期间教授负责落实政策等有关事宜，那时，他就深刻地感悟到，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在生活与工作实践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作中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严格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大刀阔斧地先后为50多人平了反，在工作中也难免与思想僵化的领导在认识上出现分歧，妥善处理这种矛盾，同样也不容易。旅授回忆说，在农村和工厂的那段经历，非常重要，办事情要善于总结，只有通过总结，才能点石成金，才能把经历变成一种营养、化腐朽为神奇，不然，便烂在那里了。

    这只上帝之手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段时间，刘教授作为工人理论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常给厂里的职工上政治理论课，职工们特爱听，每每一下课也不愿离开。既能写又能讲的教授本被内定为厂领导的接班人，但他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进入大学深造。作为老三届的高材生，他太渴望受高等教育了。教授曾在1975年参加高考，就是张铁生交白卷那一年，那时的政策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厂里推荐了三个人，刘教授是其中一个，另两人都是文革时念小学的学生。由于别人有关系，最终刘教授没有被录取。或许是个性的使然，教授还为此事据理力争，从太钢党委一直争到太原市委、山西省委。1977年恢复高考，刘教授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是不是又在骗我，于是没有报名。教授中学(北京二中)时同班同学，很多都在当年上了大学，当他们知道教授还在工厂时，都很诧异，都问"你是不是缺5毛钱报名费啊?"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老三届仍有高考的末班车，刘教授决定报考，可这时候，单位不同意，刘教授便动了动脑筋，对单位领导说"已十多年没有看书了，报名只是想体会一下高考的滋味，我考不上，可让我更有自知之明。"于是，教授便拿到了组织部门的介绍信。成绩下来了，刘教授在北京市9万多考生中名列前几名。无奈手续齐备，单位只有放人。刘教授当时报的是人民大学的新闻和历史专业，可能是法律系的系主任张希波老师早到，看到这样的一个成绩，便把刘教授的材料拿走了。"这只上帝之手，改变了一辈子的命运。"刘教授谈到这，眼睛洋溢着神采。教授还用了"歪打正着"这个词。他入学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这就为新一代法学家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创建知识产权本科专业

    本科四年，刘教授是个全优生，是人大78级学生的佼佼者，获得很多殊荣，如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连续获三好学生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留校任教与上研的抉择中，刘教授选择了后者，师从有"中国民法学之父"之称的法学家佟柔。

    如同进入法学之门那样，刘教授选择知识产权这个方向也带传奇色彩。刘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开始时要带的课不多，适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南京办了一付。识产权的班"于是便被派往进修。几天下来，刘教授马上感觉到，这个领域将来必有大发展，其前程无可限量，是值得自己一辈子选择并为之奋斗的方向。1985年末，刘教授回校后马上开展知识产权这一门课的教学工作，将知识产权这门课定为56课时，并以其精湛的民法学功底，精确而到位地诠释知识产权。当时，国内还未把知识产权作为一门课，通常做法是在民法或经济法课中附带串讲一两节课，所以说，刘教授所为可谓是一个创举。1986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倡导和当时的国家教委支持下，经过人大校系领导和刘教授的大量工作，国家教委在人民大学设置了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并将知识产权定为国家教委专业目录中的一门本科专业。1987年人大面向全国统一招收知识产权第二学士生。招生之初，500份信发到全国各高校，两、三个月后，仅有11人回信，刘教授突然想到在《光明日报》做一则小广告，结果不到20天，报名者竞达到了700多人。刘教授在筹备过程中克服了重重阻力，倾注了大量心血。十多年来，人大培养了几百名博士、硕士和第二学士等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领域的高级人才，人民大学也成为培养知识产权人才的基地。知识产权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千锤百炼一指禅

刘教授认为，物权和债权制度经过上千年的陶冶、提炼，已经变为体系严整、技术完备、博大精微的一套制度，而知识产权法却不是如此。它虽然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但还是不完备的，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太实用，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而这种支撑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对千差万别的实践和相对分散的理论作出基础的和系统的说明，是法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和不容推卸的责任。在定性和定位上，首先要明确，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必须用民法的精神、原则、理论、概念去看待，使其不游离于民法制度之外，强调知识产权特殊性时，主要是研究它跟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而不是特殊到民事权利之外。其次，知识产权之所以区别于物权和债权，还在于它的对象有其自身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和运动规律。这正是我们要研究和认识的。我们应处理好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共性和自身个性的关系，才能把它置于民事权利的体系之中。据我们所知，刘教授对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都有自己独特见解。他指出，法学是一个概念体系，互相不能矛盾，必须有关于法律理论的体系，才能系统地认识事物。刘教授举了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炼一指禅的例子，那是在几十年基本功基础之上才可成就一指禅。一指禅体现了全身的功力，因此，对任何一个具体法律问题的判断，都是调动所有的知识在其中的，绝不是孤立的。比如，对一个侵犯亚联娱乐权案件的判断，起码要包含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商法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亚联娱乐法的知识，同时还需要运用对社会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有时还需要国际法、国际私法的知识，才可能找到一个基本合乎法理、法律的解决方案，单纯地、孤立地运用亚联娱乐法知识和制度，则难以做出周全的判断。刘教授还指出，法条只是模型，原则原理才是公式，法条只是手中的牌、工具，法条是根据公式设计出来的，解决问题应从一个体系上考虑。所以，今后无论做什么，如律师、法官，都应该强调基本功。

    在谈及当前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方法时，刘教授认为，"法学的学问，首先在法学之外，其次才在法学之内"教授说，"现在的制度确能造就大量的专门知识的人才，不能产生通才，而时代则呼唤通才，呼唤大家。"他勉励年青的大学生要注重通才的培养，在平时的学习中，不要局限于大学设定的基本的专业知识范围，而要努力走向三个会通，即中西会通、文理会通、今古会通。只有具备足够宽的视野和知识面，才能提升自己的洞察力，才能捕捉到社会的症结所在，这与光熟记法条是毫不相干的。一个人的知识的缺陷必然导致方法的缺陷，从而不可能具备很好的判断能力和很好的思考方法的。刘教授一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尽管他很谦虚地说自己做不到。但每每教授外出讲课，总有学生在底下琢磨"刘老师本科时是念什么专业呢?"有人说是文学，有人说是哲学，有人说是物理，五花八门。

    不能忽视知识产权私权的本质

    在谈到对我国修改有关知识产权法律的一些看法时，刘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需要防止出现行政主管部门利用行政权利干预公民知识产权的倾向。他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如亚联娱乐权、专利权等权利本来就属于民事主体的，它既不是政府授权，也不是一种恩赐。授权行为、审查行为和注册行为是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合法性、真实性的一种审查，是一种公示和公信。在修改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时，不能忽视知识产权私权的本质，要避免通过立法手段将计划体制下的某种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

    刘教授追求真理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他笑谈自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代理的几个知识产权诉讼案输了。但他认为，这不是当事人输了，也不是他输了，而是输在知识产权法制水平的落后。官司虽然输了，而刘教授的名声却更响了。后来在圈内流传着的一种说法是"有难啃的官司，上北京找刘春田去，他敢碰硬。"刘教授祖籍山东，身材魁梧，言谈之间有种硬气，教授说自己的性格与自幼所受严格、正统的教育有关，日常做事，养成了一种"只认道理，不太顾及权力、势力"的作风，可谓当仁者、不让于势。"复杂其思想、纯洁其灵魂、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这四句话已成为刘教授的座右铭。

   "一指禅使用的是浑身解数，由于功底不同，最后点出的那一指的功力也就相差很大。能不能做到出神入化，关键在于基本功。"他还认为："不仅用知识，而且应当用自己的心灵去做学问。我们是用人格去做学问的，人格和学问是血和肉的关系，而不是瓶和颈的关系。学者对社会应当既有知识贡献，也有人格贡献。"刘教授"千锤百炼一指禅"和"人格与学问关系"的观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编辑日期：2000-7  

来源：电子知识产权 

作者： 邱惠君  杨丽杨